从《岁暮》开始的创作道路

叶君健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些短文章，在校刊或小报上发表。但真正写文学作品，在我来说，也就是写小说，那是从我在武汉大学外语系念二年级时开始的，也就是说，在十九岁的时候。这里发表的《岁暮》（Je la Jarfino），就是说我的第一部小说，也就是所说的“处女作”，于一九三二年寒假期间用世界语写成的，后来我把它收集在我的一部小说集《被遗忘了的人们》（Forgesitaj Homoj）里面。当时我用了一个假名字“马耳”（Cicio Mar）。这本书于一九三七年出版，曾经在日本和国际世界语读者中引起过较广泛的注意。这可能是因为在这本书以前东方还没有任何人用世界语写过整本文学作品的缘故。他现在属于国际世界语文学的一部分，国外出版的有关世界语文学史的著作或文章总要提它一笔。这本书的出版也部分地决定了我以后的文学道路。为什么要用世界语写作呢？这也是时代和我个人的环境所决定的。我本来是个乡下人，生活在农村，家里也并不富有，自耕十多亩田地，我念私塾时课余也得参加一些农业劳动，生活还是相当艰苦的。十四岁时我离开村子，到外地的大城市去念中学，但我的脑子始终忘记不了农村生活和在那里劳动的人们。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在大城市不到两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农民的生活我是亲眼看见过的。他们由于缺少土地，终年辛苦地劳动，还得不到温饱，在加地主剥削，官僚压榨，年年内战，洋货倾销和整个农村经济的破产……，他们已经都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至于在城市里，外国租界成了国中之国，洋货充斥市场，本地工商业凋敝，失业者成群，外国人趾高气扬，军阀官僚横行霸道，爱国青年学生随时被宪兵抓走……，这一切似乎在说明：中国本身就已在崩溃，但现在日本又侵入进来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该怎么办？作为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我感到非常苦恼和精神压抑。本来我来到大城市，看到了一点舶来的物质文明后，很想学点当时我认为有用的知识，如数学、物理、化学和外语等，打算以后作点“科学救国”的工作。但新的情况是我改变的注意，特别是当我读了鲁迅先生关于他自己如何放弃医学而从事文学的自述以后。

我决心搞文学创作。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和它广大的人民，特别是农民，早就被人遗忘，被全世界的人遗忘了。我觉得我应该让世界的人民，特别是被压迫的人民，听到他们的呼声，我那时已经读了一些鲁迅和沈雁冰等人介绍过来的被压迫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它们表达出了这些民族的呼声。我也想通过文学形式在这方面做些微小的工作。从那些介绍过来的作品中，我发现它们是由这些弱小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自己译成世界语，而我们又是从世界语转译过来的。由此我得出这一结论：世界语是弱小民族文学交流的一种有效工具。于是我决心用世界语来创作。

我开始学世界语，而且学得很认真，决定掌握这种语言，作为我创作的工具。《岁暮》就是这种决心的实践。这里似乎还得附带提一笔：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因为世界语与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特殊关系，当时曾被看作是一种“危险的语言”，学习世界语在当时一般是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用世界语创作当然也不例外，但这种不利的情况并未动摇我的“决心”，特别是后来，当我又读到鲁迅先生的这一段话的时候：

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赞成的时候也早得很，怕有二十来年了吧。但理由很简单，现在回想起来：一、是因为由此可以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二、是为了自己的本行，以为它可以互相介绍文学；三、是因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集外集拾遗》答世界社问：中国作家对世界语的意见）。

《岁暮》这篇故事所描述的是我青年时旧中国一些平凡的小人物的生活。这种生活是灰色的，无出路的，它也就是当时绝大部分处于底层的人们的现实。我的调子是低沉的，因为我那时的心境也很低沉。这些人物和他们的生活当然要被人们遗忘掉，中国人民不能老过这样的生活。收进这篇故事的那个集子被命名为《被遗忘的人们》就是这个意思。现在他们的生活也真的成为了过去的历史，不会再重现了。但也正因为如此，这种生活又似乎不应该被遗忘掉。它是我们的人民在某个历史时期的记录。

从这个集子开始，我就走上了略为与一般作家不同的文学道路，用外文写作和翻译，成了我此后主要的文学活动。在抗战期间是如此，我在欧洲居留的时间也是如此，只不过后来我从世界语又扩大到了英语。我用这两种外语写短、中、长篇小说和文章，也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介绍到外国去。但我的目的却始终是一致的，让国外读者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斗争和命运。

解放以后，我国情况有了彻底的改变，那些“被遗忘的人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我们不再是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因此我觉得我应该也用中文直接为我们的人民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和自己创作，但我并没有完全放弃外文。我仍用他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古代、“五四时期”和当代作家的作品。从一九五零年起我编了一本外文刊物《中国文学》（现在有英文版和法文版），而且一编就是二十五年，只有到了一九七四年才离开它。现在不再做编辑工作，我就用较多的时间用中文写小说和散文了。我也正在这样作，虽然我精力旺盛的时期已过，“只是近黄昏”，但我现在能生活在我们新生的伟大国土上和新生的伟大人民中间，用我们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语言写作，我倒真的还感到“夕阳无限好”哩。

                                                                 一九八五年